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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博客

 
 
 

日志

 
 

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文化代價 (下)  

2016-01-26 10:47: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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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 您認為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權力資本文化,是建築在各類文化(包括孔孟文化)的基礎之上,請您解釋一下您這樣理解的原因?

洪朝輝:我認為,今日中國權力資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是目前中國4C文化的雜交,包括來自西方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國產的孔孟文化(Confucius culture)、內外雜交的中共文化(communist culture)以及中西合璧的商業文化(commercial culture)。我以公民文化的三種特徵作為參照,分析了4C文化和權力資本文化的特點。

例如,公民文化主張個人自由、公民參與和社會寬容,而孔孟文化和中共文化大多反對個人自由、限制公民參與和排斥社會寬容。當今的權力資本文化既是孔孟文化和中共文化的邏輯發展,也是孔孟文化、中共文化、商業文化和公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並出現了有限的個人自由、局部的公民參與和有選擇的社會寬容等三大特點。

我們可以理解這種變化是一種進步,也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新的獨立而又固化的文化形態,它將長期而又頑強地植根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生態和民眾心理之中。

明鏡:權力資本與權利貧困是否存在內在聯繫?兩者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什麼作用?

洪朝輝:社會不公是權力資本與權利貧困之間的重要中介與鏈接,社會不公既是權力資本制度的產物,也是權利貧困的根源。權力資本的強化和增大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公,權力腐敗必將盛行,最終將剝奪公民的權利,導致權利貧困。所以,權力資本與權利貧困的重要橋樑和鏈接是社會不公、不義、不平。社會越不公,權力資本獲利越大,民眾的權利貧困越嚴重。

在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表現方式和重要實現途徑往往是腐敗,因為腐敗通常是將權力作為資本加以運用,將權力變現為一種資本出售,導致權力腐敗。腐敗只是一種現象和形式,它的本質是權力與資本的聯盟;其直接結果是:權力促使資本增值,資本則強化權力的能量,形成雙向推動效應,加速並加重腐敗。這種腐敗空前強化的最大產物和最嚴重社會後果,就是廣大弱勢團體的權利貧困。

必須指出,中國的權力資本制度與弱勢團體的權利貧困,共同貢獻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只有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形成所謂的中國模式、貢獻所謂的中國奇跡。正如秦暉先生所言,低人權與高發展既是成反比的關係,又是中國的現狀。也就是說,人權指數越低,經濟發展越快,而經濟發展越快,弱勢民眾的權利越受剝奪。

其中內在的聯繫在於,權力與資本的有效結合強化了政府幫助資本使用專政的資源;打壓民眾維權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勞工自由罷工、自由集會、自由言論和自由出版的權利,極大地節省了資本控制勞動的代價,減少了企業污染環境的成本。而且,權力和資本的聯盟,有助於資本依賴權力,通過獲取各種法律、土地、融資等政經特權,最大限度地幫助資本實現利益最大化。

所以,政府一旦與資本聯手,往往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導致一部分人迅速致富,但多數人的共富則遙遙無期。因此,中國的經濟奇跡離不開對農民的歧視和對土地的掠奪。同時,權力資本制度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相對穩定,又強化和增加了政府控制社會和民眾的能力和財力,吸引更多外資、技術和人才進入中國,形成何頻先生所論述的中國病毒”——促使權利貧困現象不但難以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成為一種固化狀態;最後導致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都成為一種制度化、長期化的新常態,社會開始普遍接受和寬容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這兩種趨勢。

明鏡:您在書中,將權力、資本、權利視為理解當代中國問題的三大主題和窗口。請問這三者的內在關係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面?

洪朝輝:首先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關係。中國近40年的發展事實表明,中國的資本是隨權力而生、 而長、而滅。對許多資本而言,成也權力、敗也權力,如遼寧徐明與薄熙來的關係就是明證。但是,一旦資本能夠脫離政治權力的保護和控制,資本就有可能成為好資本、好市場,成為獨立、健康、可持續的資本,成為市場經濟的良性因素,並最終推動中國社會的市場化和多元化。

其實,權力資本集團是一種特殊利益集團,這是一種社會經濟轉型各階層利益分化、重組的常態。對此,不應該、也不可能將它們當作敵人予以消滅,而只能將他們的權力和影響既通過制度化的民主,將他們納入民主體制之中,又將他們置於全民監督和法律規範之下。

另外,在一定的限定條件之下,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能夠產生良性互動和正面制約。例如,有可能運用資本的善限制權力的惡,突破權力的壟斷;因為資本能夠提升個人的權利、拓展公民參與的空間、突破行政壟斷的干擾、增強公權力的寬容、開闢公民社會的灰色發展空間。同時,權力的善也能夠限制資本的惡。

權力所制訂的規範和法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抑制資本的貪婪和違法。但在本質上,應該把權力關進籠子,引導資本走向社會,促使資本擺脫權力的惡性庇護和負面糾纏,激發資本的社會屬性,限制它的私人屬性。但這種限制靠的是法律,而不是重慶模式的搶奪和沒收;因為重慶模式是典型的打著維護民眾權利的旗號,用權力的惡搶奪資本的善。

其次,關於權力與權利的關係,兩者其實密不可分。從表面上看,兩者是一種零和關係和反比關係——即政府權力越大,公民權利越小。但是,一旦民眾權利的質量和數量降到底線和紅線,超越了公民整体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公民就有可能走向非理性和非和平,最终有可能推翻公权力,导致全社会的全面混乱和灾难。如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所提出的,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但另一方面,如果公民的权利过大,超越了现有法律的底线,社会就可能出现无政府和无秩序状态,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多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有可能在动乱中,不复存在。同样,权力的拥有者也渴望通过权力保障自己的权利,就像一些贪官滥用权力的动力之一,是为自己和家人谋求贪腐的权利,而一旦自己成為階下囚之時,他們也渴望公平和公正的法律權利。例如,薄熙來在法庭上也強力要求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這很諷刺,但也很真實,更值得至今在位、但不斷侵犯普通民眾權利的高官們反思和警醒。類似,一些無權的普通民眾也羨慕和嚮往權力,而且一旦成功獲取權力,往往忽略、甚至侵犯其他弱勢團體的權利。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把握政府權力的上限和民眾權利的下限,達到一種精緻的平衡,這種平衡類似市場經濟中的供應和需求之間的平衡,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必要條件和兩隻看不見的手。同樣,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類似政治和社會生態市場中的兩隻看得見的手,必須互相制約與平衡。當然,今日中國不是公民權利太多,而是政府權力太大。所以,當務之急是將政府的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裡。其實,權力從本質上是權利主體(人民)通過一種契約形式的讓渡,權力的唯一使命是為權利服務,由此才能導致權力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再次,關於資本與權利的關係。表面而言,經濟資本與民眾權利也存在天然對立。對民眾權利的剝奪一般有助於資本利潤的最大化,民眾的權利貧困也能在短期內有助於提升GDP,加速經濟發展。猶如美國的奴隸制度,不僅在美國革命前,奴隸制是美國南方經濟發展的基石,南部擁有全美財產的絕對數高於北部和中部;而且在美國革命後到美國內戰前,奴隸成為南方棉花王國的支柱和重要貢獻者。

但從長期而言,剝奪和歧視一種特定集團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和資本利潤是難以持續的。例如,1860年美國南方的棉花出口總量超過全美所有商品出口的總和,達到58%。這就給美國南方奴隸主一種沾沾自喜的滿足和一切完美的錯覺,促使美國南方精英們沒有動力和理由去改造、阻止、甚至取消奴隸制;而南方的執政者更以為繼續實施和發展奴隸制度是經濟繁榮的必須,這就是所謂的壞資本主義。結果,奴隸制的瘋狂擴張觸犯了北方民眾和聯邦政府的底線和紅線,一場美國內戰徹底摧毀了南方的奴隸制和棉花王國。

也許,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不得不犧牲部分民眾的權利,來換取經濟的起飛和資本的強大,哪怕由此導致權力與資本的聯姻,也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必需的代價。但歷經近40年的發展,中國更需要關注的是平等,而不僅僅是效率。儘管在經濟學意義上,平等與效率似乎是一種排他性的對立,效率經常建立在犧牲平等的基礎之上,但最終兩者的平衡與互相讓步已經成為一種次優的選擇。

最後,是關於權力、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必須指出,權力和權利、資本與勞動其實是一個整體,猶如窮人和富人都是社會的一員,土地、勞動、資本更是經濟資源和創造財富的三大要素。理論上,勞工也是一種資本,但是一種人力資本。當資本與勞動共同體認大家同乘一條暴風雨中的船舶之時,也許彼此之間就會多一份寬容和理解,並有可能共同努力,創造雙贏,產生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正能量。

但在現實中,資本與勞動也存在共同墮落的可能和事實,因為在權力腐敗的逼迫之下,資本與民眾共同參與了行賄和受賄的大潮,逼良為娼的事實導致全民腐敗成為常態。中國的民眾、官員和資本共同貢獻了中國式的腐敗。在成千上萬貪官的威逼利誘之下,中國的資本集團怎能做到獨善其身?中國的百姓為了生存,又怎能不通過各種方式,取悅和取利於權力和資本?

這種全民腐敗的事實既導致中國式的腐敗難以阻止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將腐敗的各種常識性危害降低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低點,並出現了腐敗越演越烈,經濟則越來越發展,但社會危機則尚未到達革命的程度。有了全民腐敗作潤滑劑啦啦隊,在這場革命與改革、動亂與守成、暴力與和平的賽跑中,似乎革命、動亂和暴力都很難在中國成功,這也是中國少有陳勝、吳廣出現的原因。

明鏡:您在書中提到,要把權力、資本和權利都關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裡,難道沒有優先順序?美國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洪朝輝:美國200多年的歷史發展邏輯表明,應該將政治權力、經濟資本和民眾權利都關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裡,但首先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例如,1787年的美國《憲法》,通過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將行政權力置於國會和最高法院嚴格的監督之下,以後又加入第四權力的媒體,把政府的權力關進憲法和制度的籠子裡。1791年,通過《權利法案》,成為美國憲法的修正案,更在基本國法方面保護民眾的信教、出版、言論、擁有槍支等權利,對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大基因,世代相傳。

隨著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在19世紀肆無忌憚地發展;1890年,美國通過《反壟斷法》(Anti-Trust Law),標誌著美國開始將資本這個老虎也關進法律的籠子。隨後,通過20世紀前三、四十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新政,實行公平、關懷和分享(fair, care, share)三大原則,抑富濟貧,為違法的資本設置牢籠。公平、公正成為美國文化的新基因,引導美國主流社會的經濟政策。

但是,經過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美國社會深深感受到,如果民眾的權利不受法律的約束,全社會所有人都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法治。於是,進入1980年代的里根時代,美國社會全面向保守主義轉型,政府權力和經濟資本共同攜手,通過各種法律和行政手段,把民眾的權利也逐步關進法律的籠子裡。尤其是2001911事件後,美國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部分限制民眾各種自由權利,包括通信、言論、旅行和投資方面的自由尺度;政治正確成為法律的補充,日益縮小民眾的各種自由。

有意思的是,美國將權力、資本和權利關在籠子裡的法律過程幾乎是各花了100年左右的時間。1787年《憲法》、1890年的《反壟斷法》和2001年的《愛國者法案》集中反映了美國對付三隻老虎的三個法律里程碑。

中國是否可以借鑒美國經驗,縮短或加速將這三個老虎都關進法律籠子的進程?目前中國政府通過運動式反腐、試圖將政治權力關進法律籠子之時,是否應該平衡與照顧不同的群體利益,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現象,顧此失彼;應該而且必須將壞權力壞資本壞權利都關進法律的籠子裡。畢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明鏡:您為什麼認為現代西方理論看起來並不適合中國的特有國情?

洪朝輝:許多西方經典理論大多被中國近40年的發展現實所證偽。我在書中舉了三大經典理論作為依據,第一是發展——民主理論(the development-democracy perspective)認為,經濟發展一定能促進政治民主;第二是物質繁榮(affluence)能夠孕育和催生自由理論;第三是經濟收入和教育程度提高,能夠促進更多自由的理論。

中國發展的現實已經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導致政治的民主。例如,村民選舉已經實行了近30年,始終沒有如多數學者所期待的出現全民競爭性選舉向鄉、縣、省和中央發展。同時,中國社會所出現的高度物質繁榮,並沒有在實質上推動全社會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最基本的普世價值,至今沒有得到實現。而且一些中世紀式的文字獄,竟然可以大行其道,公權力既沒有因此遇到什麼嚴重麻煩,更沒有受到什麼有效的壓力。

由此也表明中國社會和民眾的主流對此政治權利的貧困現象,既不願意坐而論道,更不敢於起而行道。同樣,中國民眾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同步增長,但中國的民眾並沒有相應地取得更多的政治自由;本來日漸擴大的私下言論自由,也被畢福劍事件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規矩所限制。尤其是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並沒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因為中國中產階級並不關心整個社會的制度化自由和民主,他們關心的只是他們個體的自由與尊嚴。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往往不敢也不適合預測未來,但本人對那些樂觀的未來民主中國的預測,只能保持審慎悲觀和中立靜觀。

總之,我們難以對中國的未來算命,但我們可以對已經發生的近40年中國發展進程作出一些分析、判斷和評估。分析需要合適而有效的框架和視角,本人以為,使用權力資本與權利貧困兩大視角和理論框架,能夠比較有效地綜合分析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變動,並考察中國政治權力集團、經濟資本集團和弱勢集團這三大集團之間的內在關係,為進一步認識和研究中國提供一個新方法、新理論和新視角。

  作者簡介與書評:

  洪朝輝博士現任美國普渡大學(凱優曼校區)歷史學終身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普渡大學(西拉法耶校區)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他於1992年獲得美國馬裏蘭大學美國經濟史博士。曾發表中英文論著九部、中英文學術論文百餘篇,主持和合作主持四十餘項科研與教學研究項目,得到各大基金會和學術機構1200多萬美元的研究資助。研究領域為經濟史、中國改革和中美關係等。

  洪朝輝博士的英文新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代價:權力、資本與權利貧困》(Zhaohui Hong, 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由美國肯塔基大學出版社在20156月出版。新著得到下列專家的好評:

  1. “此書對中國的主要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趨勢,提供了一個精緻而又深刻的理論分析。幾乎沒有任何學者能夠提供或精通這種中美比較的視角,或系統總結中美之間社會文化的異同。(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歷史系教授Roger Des Forges)(見此書封底)

  2.“此書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富有洞察力和創新的視角,它將當代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新的發展,貢獻給了英語文獻世界。此書的分析富有創造性和新意,它將必定是研究中國的各領域學者所感興趣的。此書對實證性研究與規範化爭論的平衡,是值得稱讚的。(美國Marquette大學政治系教授Barrett McCormick). (見此書封底)

  3.“此書非常及時地貢獻了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正在發生的政治問題一個嶄新的觀點。而且它對中國的制度轉型和社會變遷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理解。(美國中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學教授李小兵)。(見此書封底)

  4. 此書在亞馬遜網站得到5星評價。其中一位評論人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著作,它抓住了過去35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複雜和兩難的本質。此書運用大量實證的案例,貢獻和解釋了中國的權力資本制度和權力資本文化的概念,為今日中國發展所展示的難解困惑,提供了許多富有原創意義的解釋。Reliy)(參見亞馬遜網站:http://www.amazon.com/The-Price-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dp/0813161150

(首發與《明鏡月刊》2016年第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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