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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博客

 
 
 

日志

 
 

学而不优则仕—美国大学职业转轨散记(一)  

2010-10-07 23:12: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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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已发表在王希、姚平主编的《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学生留美大潮中的一员,是人生的一大挑战和机遇。我于1986年赴美留学,1987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执教历史九年后,于2001年“改正归邪”,走上了一条“学而不优则仕”的路,[1]至今已近9个春秋。人生总有意想不到的起点和终点,不过,不管未来的走向如何,回味当初职业转轨的心路历程、评估一个来自中国的历史学者从事美国高校管理的优势和劣势、点评分析美国高校行政管理的特征,也许对人、对己都有些许启示。 

一、史学教授转轨行政管理的过程 

我于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后留校担任世界近代史的助教,并成为英国史在职研究生,学习与研究英国农业经济史,希望帮助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寻找几块“它山之石”。1986年1月,我有幸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留学,改学美国史,但仍然侧重农业经济史,只是希望变“英国之石”为“美国之石”,所作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美国的“宅地法”。1987年获得美国史硕士学位后,食髓知味,于是,又苦读5年,在1992年获得了美国史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土地投机。

留在美国任教不在我原来的人生规划中,但人生的规划永远赶不上世事的变化。1989年后,我开始思考将留美变旅美的可能性。当初以为,学美国史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就业机会几乎等于零。基于此,当时的一些同行纷纷从美国史转向中国史、亚洲史,或中美关系史,希望扬长避短,在就业竞争中占得优势。但我的专业选择可谓木已成舟,博士论文的题目和草稿已经大致完成,如果转向,将浪费我多年的寒窗苦读。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以中国人的脸、美国史的背景,作为在美求职的唯一一块“敲门砖”。

1991年,我在求职市场上小试牛刀,竟然得到了在美国历史学年会上12个面试机会,尽管最后全军覆灭,但也激发了我的胆气和中气,并在1992年,有惊无险地找到了一份助理教授一职,地点是南方的滨海名城。

后来才明白,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就业机会是得益于美国大学的公共课设置。美国史或者世界史是多数美国大学本科学生的必修课之一,由此就为我们这些史学博士创造了一些历史教授的位子。而且,我还发现,从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利润角度,一个大学最赚钱的专业不是工程等理工专业,而是历史和英语,因为理工专业需要投资实验室和各类价值连城的设备,消耗大量资源,多数教授的工资也比人文学科的高出许多,但理工专业与历史专业的学生所缴付的学费则基本一致。所以,投资人文学科、多开历史课程应该是一项成本低、利润高的教育工程。

告别寒窗生涯,置身于那个碧海连天的南方历史名城,人是很容易迷失的。于是,我又开始折腾:对内追求破格晋升;对外则尝试跳槽,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中美文化碰撞的故事。

值得一提是1994年春季的跳槽经历。当时得到了弗吉尼亚州一所大学历史系的聘用承诺,准备“北漂”。有一位美国同事知道后,觉得应该充分利用这次跳槽机会,历练自己讨价还价的美国式本领。于是,他帮我沙盘演练了一系列“阳谋”:第一步,先敲响系主任办公室的门,轻轻地将对方的聘用意向书放在她的办公桌,然后悄然离开;第二步,我肯定会得到系主任的一个电话,可能内容有二:一是表示祝贺,这样我就准备回家打包、辞职,因为这一声祝贺,表示她对我已无兴趣,或者无力挽留;二是约你谈话,这说明有戏。结果,不出所料,系主任的电话是约我谈话。第三步:与系主任讨价。

当我走进系主任办公室时,系主任没有废话,一上来就只说了两句话, 一是:“我们需要你”;二是:“你想要什么”?这种“赤裸裸”、毫无外交辞令的问话,对我们这些仍处在“温良恭俭让”的中国文化化石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文化震撼。好在事先已有同事帮我设计了腹案,于是就脸不改色心不跳地提出两个“非份”要求:一是增加工资10% (当时正处在准备为下一学年涨工资的季节,通常每年平均只有2%的涨幅);二是允许我在明年申请从助理教授破格提到副教授(我当时任教的时间不到2年,正常晋升的年份是6-7年)。

系主任似乎早有准备,爽快地答道:工资涨10%应该没有问题,马上向院长推荐;破格问题无法保证,因为需要按程序考核与审批,但她答应时机一到,会强力推荐。(最后,她的承诺和努力果然兑现。1995年4月,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当时,我十分感动,中国人毕竟还有一份“士为知己者死”的儒生情结。但正当我要立即答应,放弃跳槽想法之时,耳边响起了那位美国同事的忠告:千万不要当场答应,不然的话,老板反而会引起反感,因为一是我不懂得尊重家人,重大决定擅自做主;二是似乎存心不良,并非真的想走,只为讨价还价;三是不懂美国基本的文化常识,不按牌理出牌,将被视为是个难以相处的同事。于是,我很感激地对系主任表示,我将与家人商量后,再作答复。

与美国同事商议后,他又兴奋地建议:赶快与弗吉尼亚那所大学报告你所得到的这两个优惠,要求他们加薪。我虽然犹豫,但还是按他建议要求对方再加10%的工资。结果,对方经过一天商量后告知:可以再加5%,并设身处地地善意相劝:我们历史系教授工资都很低,你现在的工资已经与很多老教授接近,如果再加,你会成为众矢之的。对此,这位美国同事又建议:我应该再与系主任讨价,要求追加5%的工资。这时,东方文化做人的底线警告了我:做人不能太贪婪,要学会见好就收。但我的美国同事则认为,这只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而且,老板一般尊敬高就者和跳槽者,并通过力所能及的利益倾斜留住人才,通常不会给想跳槽的下属带上一顶“不安心工作”的帽子,从此给你小鞋穿。

这样,在此后的六、七年内,尽管我仍然每年在寻求机会跳槽,但基于一份中国儒生“迂腐”的观念,内心还是充满了挣扎,总觉得不能对老板不仁不义,而且,一旦有了跳槽的机会,略知中国文化的老板总是给你一些小恩小惠,希望你留下。当然,在提升为副教授、拿到终身职以后,跳槽的机会大减,因为多数大学为了省钱,只愿意招聘助理教授,除非你是一个著名学者,不然你只能降格以求,接受助理教授的位子。所以,我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求职努力,大多是有雷声、没雨点。

2000年春天,我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原先的系主任也退休了。突然有一段时间,我感到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也许是终身教授制度的弊端。正处于职业转轨的十字路口,无意中,一本书、一个人、一件事和一句话给了我转换事业跑道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首先是看了一本闲书:《中年危机—男人卷》。[2] 那本通俗读物让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有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因为学术职称已到顶点,呆在现在的学校,学问一时难以突破;而去竞聘更好大学的正教授位子,显然才太疏、学太浅;如果在现在的大学混到退休,未来就是一眼望到边,难有更多的兴奋点。此书告诫所有处于中年危机之中的男人们,必须强迫自己“折腾”,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折腾出新的目标、新的能量和新的结果。

其次是见证了一位中国旅美学者从教授转轨大学院长的成功经历。这位朋友当初是第一个成为美国大学的学院院长的大陆学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此极大地激励了自己效仿的胆量。在一个群体生存环境中,从众心理难免。记得当初计划出国留学,中气完全不足,毕竟这是到美国学美国历史,语言、观念和智商都远远不够,于是,每当一些朋友留美,内心总在怀疑,他们混得下去吗?是否过不了几月,就会铩羽而归?结果,这些朋友不仅没有半途而废,而且越学越好,于是就以此为榜样,壮胆效仿。同样,当自己怀疑能否胜任美国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之际,具有相同背景的朋友已经捷足先登,于是就有了一份“你行,我为什么不行”的胆气。

再次是在2000年暑假参加一次在上海举行的研讨会期间,一位国内学者公开以玩笑的姿态对着我们这些“假洋鬼子”叫板:你们这些旅美学者在美国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发财、做学问,但就是没法做官掌权,因为美国人根本就不信任、也看不起你们的管理能力。如果你们真有本事,就在美国大学“弄个师长、旅长”的给我们看看。另一位国内同行也借机反问:现在很多海归回中国大学跟我们抢位子,如果你们在美国大学能当院长、校长,还会愿意回国吗?你们其实都是些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主!结果,他们的讽刺引起了国内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这次公开叫板对我起到了“请将不如激将”的效应,人是经不起嘲笑与讽刺的。不过,别人的冷嘲热讽可转换为正面的动力,逼使自己向不可能挑战。

最后,一位学佛的朋友知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于是就扔给我两个字:“舍得”,我由此悟出了“洪氏五层次”。其一,由于凡人总是希望先得后舍,所以佛祖故意将舍放在得的前面,故为舍得,先舍后得;其二,由于凡人的贪婪,总是希望小舍大得,所以佛祖将舍与得设计成正相关的关系,即大舍大得、小舍小得、无舍无得;其三,由于凡人总是关切看得见的舍,而忽略看不见的得,于是,佛祖要求众生多关注看不见的得,因为这种无形的得是形而上和出世的。也就是说,美国人讲究IQ(智商)和EQ(情商),而中国人还拥有独特的“阿Q”;其四,在佛祖眼里,众生根本不应存在得与舍的概念,因为得就是舍、舍就是得,两者应该互通、没有边界;其五,最高境界不是有与没有、通与不通,而是一切皆空,需要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放空、归零,永远存有从新开始的勇气。对我自以为得意的领悟,这位佛祖的弟子却说:你只是悟到了4.5个层次,需要经过毕生的努力,才有可能悟到最后的0.5。不过,当时的“洪氏感悟”已经足够指引我作出人生重大的抉择了。(待续)

 



[1] “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是指:当觉得做学问时间出现优裕后,就去做官;而“仕而优则学”则是指:当做官做得优裕之后,就去做学问。后来,这个“优”被引申为优秀,本文所引用的主要是引申义。


[2] 张凯、傅麟、纪元:《中年危机—男人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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