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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博客

 
 
 

日志

 
 

学而不优则仕—美国大学职业转轨散记 (二)  

2010-10-20 11:42: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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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找行政管理职位的优势与挑战

决定转轨,竞聘行政职位其实不是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一本书、一个人、一件事和一句话的临门一脚,而是经过相当理性的评估。

首先是自己的劣势十分明显。美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经历和资历的国家,虽然美国社会强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一般不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当时我在美国的15个春秋中,既没有当过系主任,更没有当过院长,充其量只是大学里的一个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在留美华人学会中担任过一些美国大学一般不予承认的行政管理经验。

同时,我当时的目标是竞聘主管学校科研的Associate Vice President(可以译为“主管科研副校长”、“协理副校长”或“准副校长”),类似这类位置很少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担任,因为这一位置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学校的科研基金,而科研基金的主要贡献者当然是工科和理科等自然科学的教授。而且,美国大学不设主管文科科研的副校长,而是由一位副校长统管文科和理科科研。

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很难与美国人竞争这一“肥缺”,毕竟,这一管理位置不仅需要相当的语言能力、科研能力、公关能力、协调能力和募款能力,而且还需要处理棘手的人事问题、预算问题和法律问题,更需要理解和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这些都是我们旅美学人的软肋。(我曾自创了来自大陆的华人进入美国文化主流的三大爱好和标准:打高尔夫球、养宠物、信教。这三项必须同时兼有,而我在当时一样都够不上。)

这样,经历的缺乏、学科的局限和文化的边缘成为自己职业转轨的三大致命弱点。但是,在当时, 我的耳边经常响起迪斯尼乐园老板的一句“豪言状语”:“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可意译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由此也激发自己理性评估一个学历史出身、没有行政经历的中国学者,应该还是存在一些独特的管理优势,毕竟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首先,历史学的知识与训练有助于我们知识结构的完善。许多历史学者的一大特点就是“杂”,因为当我们在研究某一朝代历史时,既要涉猎该朝代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正史,也要知晓当时的服装、婚姻、美食、美女、音乐等野史,历史知识的“精粮”和“粗粮”需要通吃。所以,一般而言,历史系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既广又杂,在30年前的杭州大学百科知识竞赛中,高居冠军地位的一直是我们历史系。而美国学界大力提倡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多学科的协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杂”变成了一种优势,可谓歪打正着。而作为一个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又需要一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素养,这也许是美国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大多出身文科的原因之一。[1] 所以,当我在竞争主管科研的Associate Vice President时,我就是以这一点说服遴选委员会成员的:招聘学校一级的科研管理工作者,更应该注重候选人学术背景的“杂”,而不是专,关键在于能够在各种学科的交叉和协作中,准确、及时和成功地组合科研团队、开发科研项目和寻找科研基金。

其次,学历史出身者比较能适应不同的职业与环境。记得在2002年,《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系何以人才辈出?”的文章,列举了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在经商、从政、创作等方面所出现的杰出人才。[2] 其中一大原因是,急剧变动的市场经济需要善于调整自我、适应环境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永远固守一个狭隘的专业。其实,我以为,大学教育的主要使命是向学生提供三种东西:知识、技术和能力。知识和技术只要假以时日,是可以不断获取和提高的,只有能力才是最难培养的。这些能力(包括分析能力、批判能力、交际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忍受苦难的能力等)的培养正是美国本科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所孜孜以求的。也许,人文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一定能够顺利找到工作,但他们所具备的能力是在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有眼光的雇主所青睐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本科生院,大多不设立商学、法学、医学和新闻学(宾州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和西北大学的新闻学院等是少数的例外)。毕竟,以培养技能为主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应该不是一个尚未具备相当能力的大学本科生的最佳选择,而应该是研究生的理想去处。

所以,在我应聘过程中,当我的未来老板问我:如何顺利完成从一个教授到全职行政人员角色的转变?我就以我的大学同学在各行各业成功立足和成功转型的例子,说明历史学者所固有的职业转型优势和适应环境能力。而且,我还提到,学历史出身的人比较具有自知之明,因为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和历史典籍,我们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再次,历史与管理存在天然的联系。从传统而言,历史其实就是过去的政治,一部《资治通鉴》记载了中国帝王的内圣外王、见证了宫廷政治的尔虞我诈,可谓政治权谋和行政管理的百科全书。所以,读过中国历朝历代典籍的历史学者,对管人、管事和管钱似有一份不同于他人的悟性。哪怕没有实践经验,但只要有悟性,很多事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不过,在2001年求职的面试过程中,我还是受到招聘单位教授和行政人员的普遍质疑:没有行政经历,如何能够使人相信你的行政能力?于是,我就采用纸上谈兵的战术,大谈管理的哲学、管理的战略、管理的案例,而且还“强词夺理”,强调缺乏行政经历的优势:因为经历丰富有时可能意味着固步自封,不思、不愿也不敢改革。我还大言不惭地提到:克林顿当总统前并没有在华盛顿和大州工作的经历,但却成功地带领美国走入了经济兴盛的时期,借此说明经历和经验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后来,我到任后,我的老板多次提到,当初决定雇佣我,是一个大胆的冒险,并提及她是如何认同我对合格管理者四大标准的理解。一是“三大管理哲学”:即公平(fair)、关怀(care)和分享(share);二是“三E工作风格”,即活力(energy)、热情(enthusiasm) 和投入(engagement) ;三是“三开放作风”,即开放的思想(open mind)、开放的渠道(open door)、开放的财务信息(open account); 四是“三R形象”, 即负责(responsible)、可靠(reliable)、受人尊重(respectable)。这些管理上的感悟大多是我从中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也是我在此后招聘其他行政管理人员时所遵循的“洪氏标准”。

除了上述学习历史所得到的优势之外,我最后能够转换事业的跑道,还存在一些主客观因素。就客观因素而言,美国高校所存在的“学而不优则仕”的现象和传统,为我们这些在学术研究方面已到穷途末路的“逃兵”,提供了发挥剩余价值的空间。中美高校主要管理人员存在一个有趣的不同: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多是院士级的顶尖学者,学贯中西成为选拔中国校级领导的必要条件,因为入仕者必须学优,此乃中国古训。作为对比,放眼美国各大高校的校长,几乎没有一个是诺贝尔级的大牌学者,在学术上也少有惊人的建树和传世的著作,似乎在美国,入仕者不必学优,甚至学优者就很难成仕。

在主观方面,我愿意舍掉来之不易的终身教授的铁饭碗,是获得第一份全职行政职位的重要因素。当时,我所申请的职位是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州立大学的主管科研和师资发展的Associate Vice President,该校学生人数13000,全职教授人数600,地处费城附近。这一职位要求申请者必须在美国大学任教八年以上(我当时是九年),但又不授予教授的职称,而一般在大学教书八年者,大都有了终身教授的位置,这样就要求应聘成功者,必须放弃现有的终身教授一职。据说在当时,全美国只有两个州(宾夕法尼亚和明尼苏达州)对校长和院长不授予任何教授的位置,旨在防止他们“占了茅坑不拉屎”。

但是,当我被告知得到这一行政职位之时,还是陷入了一番天人交战。如果接受,就意味着自己过去九年奋斗所得到的终身教授之职,将付之东流。更何况,美国高校与企业一样,校长的个人好恶或主观意愿决定我们的去留(即所谓“serve at president’s pleasure”),而且,根据合同,校长可以告知、也可以不告知你被解职的理由。[3]这样,我的未来就有可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之中。

但是,最终我还是在2001年3月,作出了令一些同行错愕的决定:舍终身教授这一“看得见”的“无价”头衔,去换取一个“看不见”的人生挑战,并从此过上了从未“享受”过的八小时坐班制,而且,还将过上“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失业的岁月。

四年后的2005年,我再度跳槽,到了离芝加哥不远的一所以工程为优势的大学,担任首席研究官和主管科研和专业发展的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同样可译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协理副校长”或“准副校长”),并重获终身正教授的位子。第二次跳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挑战自己的管理能力,因为如果说违背常理得到第一个行政职务是由于运气的话,那么,如果能够第二次得到类似职位,就说明运气不只是唯一的因素了。另一原因则是对四年前所舍弃的终身教授一职耿耿于怀。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人和俗人,注重看得见的舍与得,而且我始终认为我转换的只是短跑跑道,当教授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也将是最终的归宿。

得益于历史学的训练、客观条件的造化、以及主观上的冒险舍弃,我实现了人生和事业的一大转折。祸兮?福兮?无法定论,但至少在转轨近九年的今天,人生阅历大大增加,对美国高校和美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终身受用。(待续)

 





[1] 杜维明:“人文学和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2003年第4期,页1-10。

[2] 盛志年:“历史系何以人才辈出”,《中国青年报》(北京)2002年11月4日。

[3] 洪朝辉:“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9年第1期,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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