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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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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插闲记(七):在美国“玩”学会之一  

2010-01-05 13:21:31|  分类: 中文散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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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插近25年,江湖上给本人取了一个雅号:“学会专业户”,玩学会似乎玩出了瘾。一是在1986年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仍是积极分子;二是在1987年加入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曾担任会长;三是在1988年加入中国留美政治学会;四是在1994年发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担任首届副会长;五是在1995年发起成立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担任首届常务副会长;六是在2002年发起成立旅美大学院校长协会;七是在2003年参加浙江大学美国基金会,担任筹款委员会主任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每一个学会,都有不少故事。限于篇幅,此文只能先聊聊本人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缘份。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CHUS)同仁的成长是中国大陆旅美学人发展的缩影。大致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CHUS成员的发展可分四大阶段。 

第一是求学阶段,时间在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CHUS同仁大多在这一阶段寒窗苦读,对国人嗤之以鼻的历史专业忠贞不二,并在90年代初向不可能挑战成功,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折腾”,建立组织,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中美学术交流。 

第二是求职阶段,时间在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他们大多顺利地在中美各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得到工作机会,当然,不少哥们面对现实,改学其它专业,再拿一个学位,并成功地成为律师和商人,但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点滴在心。 

第三是求发展阶段,时间在90年代中-90年代末。在此期间,他们中的相当部分获得了大学终身教授,意味着在美国拿到了社会主义的铁饭碗,并开始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站稳脚跟,或者在中国高校崭露头角。 

第四是求突破阶段,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初。一些获得终身教授的先行者,开始寻求在大学管理阶层的突破,担任系主任、院长和校长一级的职务,或者受聘于国内各大学,成为长江学者、兼职或客座教授,并由此分化出海归和海留两大群体。 

本人是在CHUS学人发展的的第一阶段,与CHUS结下了不解之缘。自从1987年参加CHUS在纽约举行的成立大会之后,本人就开始参与CHUS的一些活动。当初的CHUS会员主要都是来自大陆77、78级历史系的毕业生,而且大多来自国内的名牌大学历史系,“牛”气十足,像本人这类出身“贫寒”者(杭州大学)属于凤毛麟角。记得在1989年竞选CHUS理事会理事时,我恳求各位选民“重表现,不要重出身”,也许多数选民是文革“唯成分论”的受害者,所以,富于同情地将我送上了理事的宝座,负责学会的学术事务,兼任CHINESE HISTORIANS(中国史学家)英文杂志的主编,并与国内《世界历史》杂志合作,在1990年12月出版了CHUS学人的论文专辑,此乃《世界历史》首次、也是至今为止最后一次全刊发表所有海外历史学人的专辑。对此,本人乘胜追击,竞选CHUS第四任会长成功,在马里兰大学举办了有关海外华人的国际研讨会,推动了CHUS成员与老一代旅美历史学者(如刚去世的唐德刚教授等)的合作。尤其值得念叨的是,我们在1991年5月设计与实施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回母校讲课计划,许多曲折与心得值得与各位分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6月以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全面停顿。为了推动与恢复两国的学术交流,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CHUS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深刻了解当时中国政治的敏感性,同时,我们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所以了解美国最新的史学研究动态,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官方一时难以接受真洋鬼子的“和平演变”,但应该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这些“假洋鬼子”的义务奉献。对此,为了防止发生各种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我们做了一系列沙盘演练和各种防范,其中所规划和形成的几大原则,成为今后中美学术交流难得的宝贵财富。 

第一,项目学术化。任何在此敏感时期企图从事一些非学术性的政治活动,无疑是自杀。所以,我们首先定位此次活动除了讲授具体课程外,在团体活动中,主要是介绍美国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任何个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言。同时,我们严格筛选参与项目的十名会员,他们既有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助理教授,又有在校的博士候选人;既有从事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又有专精中国史、妇女研究的会员。而且,我们侧重介绍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态,非常客观地评述了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和最新观点,旨在减少由于独立的学术研究所可能导致的非学术解读。 

第二,活动透明化。海外有一种认识偏差,以为在国内活动越保密,越能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其实面对当时强大的国内保守力量,我们的一举一动根本无法遮人耳目。所以,最好的自我保护是一切透明,完全公开。于是,国内所有行程全部提前公开;所有讲座和会议完全对外开放。国内某大学的校长为了保护我们,甚至安排全程录音、录像,主动将录像带交给有关方面审查,促使对活动怀有戒心的人士难以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尤其是,支持这一项目的鲁斯(HENRY LUCE)基金会的25000美元基金,我们从不隐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研究基金是本人首次尝到了美国基金会的甜头,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并由此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第三,低姿态、干实事。低姿态包括学术低姿态和政治低姿态,学术上,我们不声称是讲学,而只是讲课。(我以为,最低姿态是讲课,其次是讲学,最牛是“讲话”,因为这是首长的专有用词)。同时,我们当时也不宣称是去宣读研究论文,而只是介绍研究动态。政治上,为了避免海外媒体的嘲讽,我们不宣扬爱国、报国,而只是回母校讲课,向老师汇报所学,属于天经地义、人之常情,毫无政治色彩。可见,我们当初是用心何其苦也!但低姿态不影响干实事,所有参与者都实实在在地讲授了一门课程,帮助国内本科生和研究生了解了美国式的教学和研究模式。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我在母校讲美国史,当讲到“美国政党政治的文化解释”这一讲时,正好是1991年6月4日,那天晚上,突然来了5-6个陌生人,这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面对错误的听众、触动了一个错误的主题。等我离开中国后得知,有人向有关方面报告,我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课堂,大肆鼓吹美国的两党制。对此,有一位恩师向有关方面辩解道:如果讲美国史不讲美国的两党制,那就像讲中国史不讲中央集权一样荒诞! 

第四,以团体活动保护个人讲课。面对当时敏感时期,会员的安全至关重要。对此,我们设计了三次团体活动,一是在上海的华东师大,十分成功;二是在北京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但临时突然被取消,只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拜访;三是在浙江的杭州大学,规模大、规格高,尽管省教委高官在出门前被有关方面堵在了家门口。这些团体活动的功能是扩大了CHUS的影响,提升了CHUS的正面形象,并促使有关部门难以对随后的CHUS成员到母校讲课活动制造麻烦。 

CHUS的这次回国讲课开创了旅美学人回国从事教学交流的先河和模式,随后,中国旅美政治学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等纷纷效仿,美国的鲁斯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都积极资助这一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目前,随着CHUS成员逐渐成为中美大学的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促使他们不仅仅是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和中介,而且正在成为直接的推手。不管是回国的海归,还是旅美的海留,CHUS成员都将为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作出不同方式的贡献。 

记述这段经历,能够提炼出至少两点启示。其一,在美国,参加学会、服务社会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完成学业、积累信誉和追求完善的必要投资,更是今后求职的重要条件。对此,一减去一(学习时间减去社会活动时间)不是等于零,而是大于二,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功,就是这个道理。 

其二,对美国学术和文化的“渗透”需要培养一份自信,如今在世界各国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美国政府和高校大多采取欢迎与合作的态度,既不怕孔老二的文化侵略,也不怕有关方面借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对美国的文化霸权进行颠覆。著名的“宽容理论”认为:对对手越宽容,表明自己越有自信,而越有自信就证明自己越有力量;反之,越没力量,就越不自信,而越不自信就越不宽容对手。希望并且相信,中美两国都能成为有力量、有自信、能宽容的强国。 

201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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